对于“工资倍增”计划，岸田文雄恐怕只是姑妄言之。

随着10月31日日本众议院选举日的临近，现任首相、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把他的“工资倍增”计划喊得越来越山响了。

而据日本《朝日新闻》此前报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近30年里美国名义GDP增长到原先的3.5倍，中国增长到37倍，而日本名义GDP仅为原先的1.5倍。与此对应的是，日本工资水平也没有上涨。

日本共同社则报道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通货紧缩、企业获利能力减弱，加上员工更看重维持就业而非提升收入，使平均薪资几乎停滞30年，甚至在2015年还被韩国超车，目前其人均薪资比韩国少39万日元。

“工资倍增”计划，不过是“对症下偏方”

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大多数社会阶层陷入家庭收入滞涨、未来收入期许急降的境地。为此，日本GDP虽仍长期保持“坐三望二”的位置，但相对崛起迅猛的中国、发展平稳的韩国两个近邻，不免相形见绌。

为挽救这一颓势，“泡沫世代”结束以来仅有的两届“长寿”内阁——小泉内阁和第二次安倍内阁，均试图从削减成本、提高竞争力角度，挽救日本经济与社会。先是2001年起小泉推动的“结构改革”，继而便是名声响亮的“安倍经济学”。

但“小泉结构改革”和“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推动作用究竟如何，可谓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多数人认为“有一定作用，但未能促成质变且有虎头蛇尾之嫌”，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这两位前首相的改革更“亲富人”，非但未能缓解、反倒加剧了“后泡沫世代”以来日本工薪阶层的焦虑和不满。

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在榜列35个工业化国家中，日本人均年薪38514美元仅居第22位，是排名第一位的美国的60%左右，甚至远低于35国人均年薪49165美元的平均值。而自小泉时代开始至今的20年间，日本平均薪资几乎没有上涨，而同期美国平均薪资上涨了约50%，英国也上涨了约40%。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长期以来，自民党政治家都小心翼翼地不敢质疑“安倍经济学”，他们所提出的经济纲领，基本上都是“安倍经济学”改头换面的翻版，即将着力点放在“增税、灌水、增效”上，同时继续冻结银根和薪资，先把经济增速弄上去再说。

在9月28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岸田文雄大胜“人头票”远多于他的河野太郎，但深知自己只是安倍“第二选项”的岸田文雄，似乎有意和“安倍经济学”拉开距离，以免成为继菅义伟之后、“后安倍世代”第二位短命首相。

利用多数日本国民对长期“冻薪”的不满，在10月31日立法选举前高举“工资倍增”计划大旗，就是岸田文雄为此精心策划的一环——

从目前情况看，自民党赢得选举并无多少悬念，届时岸田文雄可名正言顺地将之归功于自己的“工资倍增”计划，从而为捧出“有岸田特色的日本经济发展战略”——新资本主义“打响头炮。这对于增加日本国民收入来说，无疑是”对症下偏方。

“工资倍增”不新鲜，是1960年“老剧本”

其实“工资倍增”计划并不新鲜，而是个连“片名”都照搬了旧本的“老剧本”。

早在1960年，在岸信介内阁因内外交困总辞后，继任的池田勇人首相就提出了上一个版本的“工资倍增”计划，主张通过大幅提高日本低收入人口的薪资、福利，提升日本购买力，从而为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助力。

这一版本的“工资倍增”计划推动了日本福利社会的建立，催生了一度脍炙人口的“综合商社体制”，开启了日本战后的黄金时代。

耐人寻味的是，被池田勇人“修正”政策的岸信介，正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可以断定，岸田文雄刻意使用“工资倍增”这个旧词，并非偶合，而是刻意触发联想。

问题在于，池田勇人的“旧剧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基于此前日本社会的低福利、低收入、人口结构的年轻化以及较低的税负水平和较高的利率基础上。这让他可以轻易动用多种手段、杠杆刺激政府和全社会的“收入倍增”，并在此基础上顺势实现家庭和劳动者的“收入倍增”。

不仅如此，上世纪60年代初起，“日本制造”所向披靡，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和出口大户，滚滚而来的出口红利，也成为雇员及其家庭“收入倍增”的坚实保证。

“整旧如新”老剧本，只能“演”到10月31日？

然而，池田勇人当年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岸田文雄几乎都没有。

9月28日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初，岸田文雄曾表示，希望通过增加资本利得税来获得“工资倍增”计划的启动资金，并批评了安倍在这方面“推动不力”。但到10月10日，他已紧急收回这番言论，称“不考虑这样做”。因为，他发现根本“无法考虑”——这项税率已高达55%，几乎再无上调空间。

同样在9月底被高调谈及、10月10日后又被低调否定的，还有给加薪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的建议，这是因为岸田文雄发现该建议安倍内阁实际上已采用多年，但毫无用处。

“增员增效”是岸田内阁议论较多的“输入项”，因为日本生产力效率较美国低约30%，尚有挖掘空间。

但日本是个高度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无论促进高龄人口就业、增加女性就业，还是鼓励自雇和非固定就业，都需增加幼托、医疗、养老等方面投入，提高自雇和非固定就业待遇。

而这些在老龄化社会无疑是一笔难觅来源的沉重负担——而且，“安倍经济学”同样尝试过，但效果欠佳。

利率杠杆目前也并不“友好”，日本央行基准利率长期几乎为零，并没有进一步放松银根的余地。

更要命的是，日本公共债务占年GDP比高达256%，这已是素以“赤字王国”著称的美国的两倍有余。

如果岸田文雄的“工资倍增”计划浅尝辄止，将迅速遭到“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的日本公众反噬；如果他孤注一掷强推，那么在进项有限、出口难复当年之勇的背景下，一旦发生“雪崩”，岸田文雄甚至自民党都将自取其祸。

因此，也有分析认为，对于“工资倍增”计划，岸田文雄只是姑妄言之，是其释放的一个“有个性”和“有意作为”的探空气球。

日本“冻薪”30年，关键在于私营经济部门薪资、福利、高薪岗位比率长期停滞不前，在“减税鼓励政策”行之无效的今天，岸田内阁，也或干脆说，所有日本内阁都很难撬动这些一直在宽打窄用的私营经济部门“为国加薪”。

如果岸田内阁将加薪重点放在可直接操作的公务员和公营部门雇员身上，且不说成本和代价究竟有多高，此举无疑将进一步激怒那些原本就苦于“后泡沫世代”铁饭碗变泥饭碗的普通工薪阶层，从而让原本意在取悦低收入大众的“善政”，蜕变为一道“给自己找抽”的催命符。

因此，拿着“工资倍增”计划这个“老剧本”，岸田文雄极有可能只“演”到10月31日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 陶短房(专栏作家)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