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王弘诲故居的“八角殿”。

新编定安龙梅《王氏族谱》里的王弘诲画像。

王弘诲故乡龙梅村的双面石牌坊——“解元坊”(背面为“太史坊”三字),明代万历二年所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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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秋季某日,临高知县杨址带着数百名儒生坐船渡海,赶往雷州,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岁试,不料船至中流遇到狂风巨浪,船上人员连同县令在内全部葬身琼州海峡。

此事后来经一位海南人上报万历皇帝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此后,经朝廷批准,琼州学子不必再渡海北上考试,而是就在岛内的府城应试。上呈奏疏的人名叫王弘诲,明代进士,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人。这就是熟悉海南文史的人津津乐道的“奏考回琼”的历史故事。

王弘诲心系家乡海南,为海南的文化教育殚精竭虑,出谋出力,除了“奏考回琼”,还有很多实事。

“奏考回琼”造福琼州学子

所谓“奏考回琼”,是海南民间的一种说法,查阅王弘诲的主要诗文集《天池草》可知,万历四年(1576年),鉴于管辖海南儒生的“督学”设在广东雷州,每年渡海赶考的琼州学子数千人,远涉鲸波,十分不便,当时在翰林院任“检讨”的王弘诲特向皇帝上了《拟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道疏》。

疏中写到了海南儒生赶考之苦:“贫寒士子,担簦之苦已不待言。乃其渡海,率皆蜑航贾舶,帆樯不饰,楼橹不坚,卒遇风涛,全舟而没者,往往有之。”更甚的是,“迩来加以海寇出没,岁无宁时。每大比年,扬扬海上,儒生半渡,尽被其掳,贫者陨首而无还,富者倾家而取赎。其幸无事者,皆出一生于万死耳。言之可为痛心。”

然而,对于海南学子的这些困难,“督学宪臣”大多毫不知情,只顾限期开考,儒生们为了按时赴考,常常不顾一切冒险渡海,以致“所伤甚多”。临高知县杨址等人葬身海峡之事便是其中一例。

纵观全文,王弘诲的这篇奏疏不足千字,但绝大多数的文字都用来叙述海南儒生历年赶考所遭受的艰难险阻,语气平和,但情意恳切,读来让人动容。

所幸王弘诲的拳拳之心打动了万历皇帝朱翊钧,自此海南学子得以就地参加岁试或科试,竞争监生或贡生的功名。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认为,王弘诲一生当中做了很多有益于家乡海南的事,“奏考回琼”之举,对发展海南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建议朝廷将海南原有专管分巡分守军事的监察区职能,改为兼管教育考试的提学职能,岁试和科试不必渡海到雷州应试(选拔举人的乡试仍需到省城广州),王弘诲还是第一人。

当时的琼州百姓为了纪念王弘诲“奏考回琼”的业绩,在他生前便于定安县城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该祠的旧址在今定安县卫生院,20世纪60年代才被拆除。

十三次向皇帝辞官还乡

王弘诲,字绍传,号忠铭,因此人称“忠铭先生”。然而,这样一位晚明的风流人物,清朝编修的《明史》中并没有他的传略,倒是一部叫作《列卿记》(作者为雷礼)的书里简单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

王弘诲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出生在定安,幼时聪颖过人,5岁时便入私塾读书,相传他9岁就参加童子试,过目成诵,遍通经史。嘉靖四十年(1561年),年仅19岁的王弘诲便考取乡试第一名——“解元”,如今在定安县城古城墙西侧有座“解元”坊,正是当年官方为旌表他而修建的。

乡试之后,王弘诲于次年春天赴金陵(即南京)参加会试,不料父亲王允升病重,他闻讯只得回乡照顾父亲。父亲去世后,王弘诲在家守孝3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他考中进士,时年23岁。

在王弘诲故居左前方,有一座高大庄严的双面石牌坊——“解元坊”和“太史坊”,是后世官员为王弘诲所立,牌坊的石柱上刻有一副行书对联,上联为“石柱擎天秀毓南溟开五指”,下联是“瑶台贯斗光摇北极应三台”,相传为王弘诲的门生、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笔迹。

王弘诲刚正不阿,不畏权贵。

就在王弘诲初入仕途的时候,他所景仰的同乡海瑞因直谏拂逆嘉靖皇帝而下狱,王弘诲不怕受牵连,每天早晚都去死牢探监,用药调护受过“廷杖”之刑的海瑞。1587年,海瑞在南京病故后,王弘诲率先撰写《海忠介公传》,对海瑞的为人极其赞赏和敬仰。

据明代区大伦撰写的《赠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记载,当时的首辅大臣(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十分专权,王弘诲便写了《火树篇》和《春雪歌》来讽刺他,遭到张居正的打击和压制达14年之久,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他才得以重返政坛,并先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侍郎、礼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弘诲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走到他的政治巅峰期。

从政时,忠君、爱国、恤民的王弘诲多次上书万历皇帝,如《请建储公疏》《请朝讲公疏》《请召对豫教疏》《慎重诏令疏》《礼部题禁风俗奢靡事宜》等奏疏。当时人称,王弘诲能恪守臣节,正气凛然有古时大臣的风骨。

据《忠铭公年谱》记述,大约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或稍后,花甲之年的王弘诲曾先后13次上书告病还乡,方才得到万历皇帝的“恩准”。

为海南文运勠力奔走

王弘诲早在致仕前,对海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已经很上心。

万历甲午年(1594年),江西庐陵(今吉安)人氏贺沚上任文昌知县,第二年就与文昌士绅一起在县城西北面的玉阳山脚下创建玉阳书院,第三年落成。王弘诲、许子伟等名士应邀撰联多副祝贺。王弘诲写下:“道贯审畿、舜跖两端宜早辨,学求先觉、圣狂一念慎初分。”

玉阳书院建成后,确立了讲会制度,重在讲学,允许不同学派讲学,具有初代书院的教学特点,是一家典型的“讲会式”书院,与注重日课、月考的“考课式”书院截然不同。于是,玉阳书院吸引了琼州各地著名学者百里赴讲,士人学子更是趋之若鹜。1596年九月,王弘诲受邀前去主持讲学时,主张“崇实修,黜虚谈”,讲学之余,对玉阳会友讲了6条“会语”,相当于立下了讲学、求学、为人、处世的规矩:“学者且讲工夫莫讲本体,且立名节莫立门户,且求自信莫求人信;学者须先立定,必为圣贤之志;德业、举业原自合一;格物,即诸说皆可相通,犹云知之所至,行亦至焉;学道者如登山,然开眼见山非不了了;君子之道只闇然,日章尽之彼;大学问。”

王弘诲致仕还乡后,对海南的教育事业更是不遗余力。

他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捐资,在定安县城创建了“尚友书院”,遗址在今天定安中学校园内的三棵枇杷树处,但建筑痕迹已然不存。据定安民间口耳相传,尚友书院启用后,王弘诲还经常在书院讲学。此外,王弘诲每年还出资赞助书院的日常费用,被传为佳话。

据宣统《定安县志》记载,创立尚友书院后,“重实践力行,生平不作空谈无益之言”的王弘诲专门撰写了《尚友书院约言》,勉励儒生们勤于躬行,主张“德业学业,合而为一”。

在龙梅村的永济桥畔,他还修建一座龙门塔,在其中设藏经库,寄望故乡多出读书人,能够“鱼跃龙门”。王弘诲《登龙门塔分得龙门高深四韵》组诗中的两句“从此遐荒开泰运,满江风雨化鱼龙”,正是他拳拳之心的真实表露。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上任不久的琼州知府涂文奎,曾重建琼州府城的鼓楼(又称谯楼、文明楼)。遗憾的是,不到10年,鼓楼便在1605年的琼北大地震中,轰然倒地,此后并未马上重建。直到1615年,王弘诲向琼州府尹建议重修鼓楼,且应当恢复之前的形制。时任琼州知府谢继科便着手重建鼓楼,但他在这一年死于任上,此后具体事宜由推官傅作霖接手操办。

两年后,王弘诲在龙梅村去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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