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总按两遍铃，美国劳工部再次按下了市场的门铃。数据显示，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9.1%，创40年来新高，环比达1.3%，创下2005年以来最高。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数据。这是继美国大滞胀时期之后的第二峰，即上世纪70年代美国CPI最高曾达13.549%，目前美国CPI环比若保持1.0%的水平，美国CPI同比将向大滞胀时期的高点靠拢。

从美国CPI的商品篮子看，食品、能源、核心商品、核心服务等四大分项全面开花，其中食品环比上涨1.0%，能源环比增速贡献了整个CPI环比增速的一半，核心商品中的汽车、家具等环比都在1%左右，核心服务中房租指数环比增长0.6%，交通服务等增长2.1%。CPI商品篮子在宽度上全面发力，反映影响通胀制动因素已火力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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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6月工资-通胀螺旋指数上升到15.5%，正在向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滞胀时的高峰靠拢。

这基本可下定论，通胀并非源自地域政治、供给冲击，而是这两年来美联储等央行实践现代货币理论(MMT)，疏于全面履行币值稳定职责带来的恶果。这些年美联储等热衷于既要保持通胀稳定，又要刺激经济和就业增长，如今看来是一场美联储与经济滞胀的契约。

面对业已现形的通胀獠牙，必须清除MMT荼毒。尽管从时机选择上美联储与MMT和量化宽松的告别来得有些晚，但相比70年代的美联储前辈，现任美联储决策者们还没有完全错过。

当然，代价是需要在政策力度上更加强硬，7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做出加息100甚至125个基点的决策，都在市场可承受范围之内。这可向市场传递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决心越坚决，市场的预期改变才越有效。

而面对美联储的激进加息，各国须合理评估好可能的风险，防止在风险发生前低估风险、却在风险发生后高估风险。

首先，要合理评估风险，就必须明晰高通胀是全球现象，不要低估其影响。各国央行都需重视，以避免本币与美元的利差过大，使市场投资者风险偏好改变，带来跨境流动性风险。

这方面欧盟的教训值得注意。最近欧元区金融市场动荡，欧元近一个月来贬值接近5%，一个可解释的原因是，欧洲央行对通胀偏鸽，导致美欧利差拉大，欧元对美元跌破平价，从而加重了欧元的危机。可以预计，若欧洲央行继续对通胀采取绥靖态度，欧洲资本流向美国等地将加剧欧盟经济的困境。

其次，要合理评估风险，还需避免高估美国市场风险。美国金融市场是最典型的弱有效市场，通胀已在美国金融市场得到了一定体现，市场预期美联储大幅加息的情绪，也已被美国金融市场所消化。

部分投资者认为，美联储激进加息利空美国资本市场。这实际上就是风险出现后在高估市场风险。目前美国资本市场的恐慌指数并没陡峭化，反映市场有情绪但不过度恐慌，美国通胀数据发布后美股走势也相对平淡；同时，美元市场中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也相对稳定，虽然2年期/10年期及2年期/30年期美国国债都出现收益率倒挂，但美国国债的走势较为平淡，甚至比上次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时的情绪表达还缓和，这反映市场投资者认为管理通胀是当前第一要务，且相信一旦通胀被驯服，美国经济会如同1982~1983年那样呈V形走势。

当下美元资产的避风港效应正在显现。这对中国来说需平衡好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配置，以及期限结构配置，进行理性投资。

总之，来自21世纪的这场通胀预示着，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中枢会上升，低成本的国际资金可能将一骑绝尘，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会适度走高。中国要提升人民币资产在国际市场的吸引力，需通过改革提升人民币资产回报率，唯有如此才有底气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提高人民币资产的跨境交易吸引力。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