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生育焦虑至少已持续了30多年。二战以后的日本，生育率波动下降，从最初的超过4到1961年跌破2，仅用了10多年。

1989年，日本15至49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57，远低于维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1，也低于此前1966年因迷信原因而创下的1.58的战后最低纪录，由此产生了“1.57冲击”的说法，日本政府开始想方设法鼓励生育。

1994年底，日本政府推出为期10年的“天使计划”，这是日本第一个举中央、地方、企业之力，全方位针对少子化及育儿综合对策方案。政府还推出了“紧急保育对策等5年事业”，以提高0至2岁低龄幼儿的保育院接收能力为中心，帮助女性减轻育儿负担，改善回归职场条件。

从2003年的小泉内阁开始，日本内阁里增设少子化担当大臣，专门负责协调推进有关少子化政策的落实。

30年间，围绕少子化，日本先后推出相关法律10多部。包括《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下一代育成支援对策推进法》、《儿童·育儿支援法》系列法律等，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儿童及育儿家庭可以享有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及所得税优惠等。

在国民反应最为强烈的生育经济负担方面，政府从生产和育儿两个环节，为生育孩子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包括分娩补贴、产休补贴和育儿补贴。此外，日本对儿童实行各种免费政策，以减轻家长育儿负担。

2006年至201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总体缓慢回升，但其后再度转入下降通道。有专家认为，在政府各种政策援助下，此前受到抑制的生育欲得以释放，但存量释放完后生育率再度下降。厚生劳动省6月4日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由2019年的1.36降至1.34。

对此，有专家指出，日本政府错过了阻止人口下滑的最佳时机。也有专家说，日本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虽然未能成功遏制少子化，但如果没有这些对策，出生率的下降或更加急剧。部分经济学家指出，在少子化初期如果采取合适的措施，还比较容易阻止，一旦形成了对结婚和生育缺乏热情的社会结构，这种固化的观念就很难改变。